世界肝炎日｜国内外药企加码肝病创新药，临床前评价如何选对模型

2026年7月28日是第16个“世界肝炎日”。 今年的主题是“消除肝炎，时不我待”。据世界卫生组织《2026年全球肝炎报告》，全球慢性乙型、丙型肝炎感染者合计达2.87亿人。我国作为肝病大国，慢性乙肝感染者高达7500万，其中20%～30% 将进展为肝纤维化，10% 发展为肝硬化，而70%～80% 的肝癌由乙肝引发。肝炎引发的肝损伤——从急性炎症到肝纤维化、肝硬化乃至肝癌构成了巨大的疾病负担。

图源AI

广义的肝炎，泛指药物、酒精、病毒、免疫损伤及代谢异常等多种病因所致的肝脏炎症；狭义的肝炎则特指嗜肝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，主要包括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型。在各类肝炎中，乙肝的治疗策略正经历深刻变革——从传统的“终身抑制”逐步迈向“功能性治愈”的新阶段，这为创新药物研发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2026年可谓肝炎新药研发的里程碑之年。立贝韦塔单抗（Libevitug）于2026年1月获国家药监局批准，用于治疗成人慢性丁型肝炎病毒感染，成为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首款获批的抗体类药物，也是中国首个丁肝治疗药物。放眼全球，肝炎创新药研发管线在研项目约640项，其中中国在研管线约270项，占全球约42%，彰显了中国在该领域日益重要的创新地位。

在新药研发的漫漫征途中，动物模型始终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关键桥梁，而化学诱导肝损伤模型因其操作便捷、可重复性高、病理特征明确，已成为肝病药物筛选最核心的工具之一[1]。

肝病药物研发正在形成多条并行路径。病毒性肝炎领域的核心目标，正从长期抑制病毒复制转向有限疗程和功能性治愈；MASH及肝纤维化领域则从单纯改善肝酶，转向脂质代谢、炎症消退和纤维化逆转；在胆汁淤积性肝病中，PPAR等代谢调节通路也已产生新的治疗选择。

1. 国际企业：核酸药物、多机制联合与代谢靶向并行

这些布局显示，大型药企正在从单一抗病毒药物拓展至“直接抗病毒＋抗原降低＋免疫调节”的组合策略，并将MASH、肝纤维化及PBC纳入更完整的肝病产品组合。

2. 国内企业：乙肝功能性治愈与MASH管线加速布局

国内企业的布局体现出两条主线：一是围绕乙肝功能性治愈，组合使用siRNA、衣壳调节剂、免疫激动剂、治疗性免疫制剂和干扰素；二是围绕MASH及纤维化，探索PPAR、THR-β、GCG/GLP-1等代谢靶点。中国生物制药还于2026年与GSK达成合作，推进bepirovirsen在中国的商业化准备，进一步体现跨国创新与本土肝病资源的结合。

3. 肝病创新药可以分为哪些类型？

• 直接抗病毒药物：核苷（酸）类似物、病毒进入抑制剂、衣壳组装调节剂等，主要干预病毒进入、复制或装配；

• 核酸药物：ASO和siRNA可在RNA层面降低病毒蛋白表达，是当前乙肝功能性治愈的重要方向；

• 抗体及免疫治疗：中和单抗、TLR7激动剂、治疗性免疫制剂及干扰素，旨在阻断病毒传播或恢复宿主免疫应答；

• 代谢靶向药物：GLP-1、GCG/GLP-1、THR-β、PPAR和FGF21相关药物，主要面向MASH、脂质代谢异常及肝纤维化；

• 胆汁淤积性肝病药物：PPAR激动剂及其他胆汁酸代谢、转运调节药物，用于改善胆汁淤积及相关生化指标。

从临床前研究角度看，不同药物类型需要匹配不同模型和评价终点。抗病毒与免疫治疗更关注病毒载量、抗原水平和免疫应答；MASH与抗纤维化药物则需综合评估肝脂、炎症、胶原沉积及纤维化分期；胆汁淤积性肝病药物还应关注ALP、胆红素、胆汁酸及胆管病理改变。由此，模型选择不只是“能否造成肝损伤”，更要回答模型是否与候选药物的靶点、疾病阶段和预期临床获益相匹配。

在肝病新药研发的临床前评价中，化学诱导肝损伤模型是最经典、应用最广泛的工具之一。这类模型通过给予动物特定化学物质，模拟人类肝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，为药物筛选、药效评价和机制研究提供可靠的实验载体。以下逐一介绍几种核心模型。

（一） 四氯化碳（CCl₄）诱导肝损伤模型

CCl₄诱导的肝损伤模型因其操作简便、反应明确、可重复性好而被广泛使用，其形态学和生化特征与人类肝脏疾病高度相似。其损伤机制为：CCl₄进入体内后，它优先富集于肝脏，经肝细胞内质网中的细胞色素P450 2E1（CYP2E1）代谢活化，生成高活性的三氯甲基自由基（CCl₃•）和三氯甲基过氧自由基 ，引发脂质过氧化，破坏肝细胞膜结构，导致肝细胞坏死[2]。

模型特点：

造模方式灵活：可经腹腔注射、灌胃或皮下注射给药。腹腔注射最为常用，一般单次给药后3小时ALT/AST开始升高，12～13小时达峰值，可达正常值的10倍以上。

模型类型与应用：

慢性肝纤维化/肝硬化模型：通过反复给予CCl₄（如每周2-3次，持续数周至数月），可诱导从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完整病理进程。该模型广泛用于抗肝纤维化药物的药效评价。

急性肝损伤模型：通过单次腹腔注射CCl₄（常用0.5%-2%浓度，溶于橄榄油），可在给药后2-24小时内观察到显著的肝损伤。血清转氨酶（ALT、AST）在造模后24小时左右达到峰值，肝组织可见大面积细胞坏死和炎症细胞浸润。该模型适合用于保肝药物的快速筛选和急性肝损伤机制研究。

肝癌模型：二乙基亚硝胺（DEN）联合CCl₄可模拟化学致癌过程，DEN单次注射启动肝细胞DNA损伤，CCl₄反复给药则通过诱导肝细胞坏死和纤维化，加速肝癌的发生。该方法可在3-6个月内诱导出具有完整炎症背景的原发性肝癌。DEN诱导的肝癌模型最接近人类肝癌的自然发生过程，适合用于肝癌发病机制研究、靶向药物筛选和免疫治疗评价。

优势：模型成熟、重复性好、病理特征明确（肝小叶中央区坏死和脂肪变性）。局限性：CCl₄具有挥发性且有一定毒性，操作需注意防护；

应用场景：广泛用于保肝药物的初筛、肝纤维化治疗药物的评价、以及肝损伤机制研究。

（二）硫代乙酰胺（TAA）诱导肝损伤模型

TAA是一种间接性肝毒剂，其诱导的肝纤维化模型成模率高、纤维化形成稳定且持久，其作用机制为TAA经CYP2E1代谢生成活性代谢物，与蛋白质和脂质共价结合，引发氧化应激和小叶中央坏死，导致肝细胞坏死及以M1/M2巨噬细胞为主的炎症反应[3]。

模型特点：

给药方式：通常采用腹腔注射或口服给药。

剂量与时间：急性模型常用单次或连续数日给药。有研究采用6% TAA首日600 mg/kg腹腔注射建立急性肝损伤模型。

病理特征：给药后24小时血清ALT/AST显著升高，肝组织可见坏死灶和炎症细胞浸润。

独特之处：TAA不仅损伤肝实质细胞，还会导致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，使肠内内毒素大量吸收入门静脉，同时肝内Kupffer细胞功能障碍导致内毒素无法清除，形成肠源性内毒素血症，进一步加重肝损伤。这一特点使TAA模型在模拟慢加急性肝衰竭等复杂肝病中具有独特价值。

（三）对乙酰氨基酚（APAP）诱导药物性肝损伤模型

APAP（扑热息痛）是临床上最常用的解热镇痛药之一，其代谢产物具有明确肝毒性，是药物性肝损伤（DILI）研究的经典工具。损伤机制：APAP在CYP2E1作用下代谢为高活性中间体N-乙酰基对苯醌亚胺（NAPQI），在正常剂量下，NAPQI可被谷胱甘肽（GSH）结合解毒；当APAP过量时，GSH耗竭，NAPQI与肝细胞蛋白共价结合，导致线粒体损伤、氧化应激[4]。

模型特点：

造模方式：小鼠禁食12～16小时后，腹腔单次注射APAP（常用300 mg/kg）。

病理特征：给药后3～12小时出现明显的肝细胞坏死和血清转氨酶升高。

剂量依赖性：低剂量可建立稳定可靠的非致死性肝损伤模型，死亡率约12.5% ；高剂量则死亡率显著升高。

优势：APAP诱导的肝损伤模型机制明确、操作标准化程度高，在DILI预测、保肝药物筛选和肝损伤机制研究中应用广泛。其病理特征与临床APAP中毒性肝损伤高度一致，具有良好的转化医学价值。

（四）D-氨基半乳糖（D-GalN）/脂多糖（LPS）联合诱导模型

D-GalN/LPS联合诱导模型是研究急性肝衰竭和炎症性肝损伤的经典工具。

损伤机制：D-GalN：竞争性抑制肝细胞内UDP-葡萄糖代谢，耗竭UDP-葡萄糖/半乳糖，干扰糖蛋白和糖脂合成，导致肝细胞损伤。LPS：激活Kupffer细胞上的TLR4受体，启动NF-κB信号通路，大量释放TNF-α、IL-6等促炎细胞因子。

两者协同作用，通过炎症瀑布效应引发暴发性肝衰竭。

模型特点：

造模方式：腹腔联合注射LPS（如80 μg/kg）和D-GalN（如800 mg/kg）。

病理特征：肝组织可见大量炎症细胞浸润、坏死，伴随氧化应激增强（ROS升高、MDA升高、TAC降低）。

死亡率可控：调整LPS/D-GalN剂量配比，可获得不同严重程度的模型，从可逆性肝损伤到致死性肝衰竭。

优势：该模型高度模拟了炎症驱动型肝损伤的病理过程，适合筛选抗炎和免疫调节类保肝药物。

（五）酒精诱导模型——酒精性肝损伤的研究工具

酒精性肝损伤是全球肝病的重要病因之一。常见的酒精性肝损伤动物模型包括：

急性酒精灌胃模型：采用大鼠或小鼠，以酒精灌胃的方式一次性或短期内多次给予，模拟急性酒精性肝损伤。

“二次打击”模型：高脂饮食（HFD）联合酒精，模拟酒精性脂肪肝病（ALD） 的复杂病理过程。

Lieber-DeCarli液体饮食模型：将酒精配入液体饲料中，让动物自由摄食，模拟慢性酒精滥用[5]。

（六）α-萘异硫氰酸酯（ANIT）诱导模型——胆汁淤积性肝损伤的代表

ANIT是一种经典的胆汁淤积性肝损伤诱导剂。作用机制与特点：ANIT通过损伤胆管上皮细胞，导致胆汁排泄障碍、胆汁酸在肝内蓄积，进而引发肝细胞损伤。该模型的病理特征包括：肝脏硬化、肝细胞坏死、汇管区纤维化、炎症细胞浸润以及胆管增生。应用场景：ANIT模型是研究胆汁淤积性肝病（如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等） 的重要工具。通过不同剂量（如10、20、30 mg/kg）和不同周期的ANIT灌胃处理，可建立不同严重程度的胆汁淤积性肝损伤模型。该模型广泛用于利胆药物、抗胆汁淤积药物的药效评价

胆管结扎（Bile Duct Ligation, BDL）诱导肝纤维化模型，是通过手术结扎胆总管造成肝外胆道梗阻，引起胆汁淤积，进而诱导肝纤维化乃至肝硬化的经典模型。与化学诱导模型不同，BDL模型以机械性梗阻为始动因素，模拟的是胆汁淤积性肝纤维化的病理过程，在机制上与CCl₄、TAA等化学毒物诱导的肝细胞毒性肝纤维化存在本质区别。

损伤机制：胆管结扎后，胆道内压力增高，肝内胆小管扩张破裂，肝内血管受扩张胆管和胆汁外渗的双重压迫，肝细胞发生缺血和坏死，纤维组织大量增生，包围肝小叶并散布于肝细胞周围，最终导致肝硬化。

模型特点：

造模方式：打开腹腔，暴露并分离胆总管，进行双重结扎并剪断。手术操作相对简便，造模时间短。

病理进程：术后1周开始出现黄疸；2～4周时血清ALT、AST、ALP、总胆红素（TBIL）显著升高；4周时肝组织可出现假小叶。肝组织病理可见胆管增生、汇管区炎症细胞浸润及胶原沉积。

死亡率：BDL模型术后死亡率相对较高，操作时需注意术后护理。

应用场景：BDL模型特别适用于胆汁淤积性肝病（如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、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）的药物筛选和机制研究，是评价利胆药物和抗胆汁淤积药物药效的重要工具。此外，由于BDL模型可稳定诱导肝纤维化，也广泛应用于抗肝纤维化药物的评价。

肝损伤模型的评估通常从血清生化、组织病理、氧化应激、分子生物学等多个维度进行。

• 血清生化指标：ALT、AST、ALP、总胆红素（TBIL）、白蛋白（ALB）等。

• 组织病理学：HE染色评估肝细胞坏死、炎症浸润程度；Masson染色和Sirius Red染色评估胶原沉积与纤维化

• 氧化应激指标：MDA、SOD、GSH、TAC等。

• 炎症因子检测：TNF-α、IL-1β、IL-6、IL-10等ELISA检测。

• 分子机制研究：Western blot、qPCR、IHC检测NF-κB、NLRP3、Nrf2/HO-1等关键信号通路。

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，肝损伤与肝炎模型正朝着更贴近人体生理、更高通量、更强预测能力的方向演进。器官芯片与微生理系统：在体外重现肝脏的复杂微环境，实现对人体药物反应的更精准预测。AI驱动的药物筛选：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肝病药物开发格局，有望缩短临床试验周期、降低研发成本。类器官技术：从患者来源的细胞构建肝脏类器官，为个性化药物筛选开辟新路径[6]。人源化动物模型：持续优化人源化肝脏小鼠模型，攻克种属差异这一长期困扰药物研发的难题。

世界肝炎日不仅是一个提醒我们关注肝脏健康的日子，更是激励我们加速新药研发、早日消除肝炎危害的号角。

值此第16个世界肝炎日之际，致敬每一位为消除肝炎而不懈努力的研发者。